产生了这种想法,正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,不是陈健把他们拉过来的,而是他们自发地靠近过来并且受到了陈健的三观影响。
而他们靠过来的动机,陈健觉得那是一种病态的进步上层和知识分子病。
虽然到了如今大家都是同志了不好明说,可陈健还是确信,这些人当初参加进步同盟的原因是一种赎罪的心态。
他们面对着共和国的不公平越来越多,这些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有了一种负罪感。
他们认为自己这种“优雅而有文化的、家世富足显赫”的人,是以多数人被欺凌奴役和悲惨换来的,也就是与立国之初一直强调的国人共和所违背的。
自己的优雅和知识,是因为多数人没有资格受到他们的教育、没办法过上他们那样的生活所带来的一种对比和陪衬。
由此,他们带着一种赎罪的心态,对社会的进步和公平有一种赎罪和偿还的心态,一种由赎罪和偿还带来的扭曲的使命感和病态的责任感。
因为他们知道上流社会的肮脏,亲眼目的了自己的父辈们是如何赚取金钱的、亲自读过了立国之初陈健留下的那些古旧的书籍,由此所产生的一种残余进步同盟的动力。
正如湖霖在离家之后,穿着帮工的短衫,写出梦城,在目睹了河谷起义镇压后万念俱灰;正如兰琪在都城和庄园中,尽可能平易近人,在天花瘟疫爆发后舍身组织救援,为了回骂那些认为道德遗传的人去养两头狼崽子……种种这一切,都是这种赎罪与偿还心态在支撑着他们。
假使没有陈健横插一脚,照着共和国这群年轻人的态势发展下去,那就很可能出现一种奇怪的道德哲学。
尼采说,道德有两种: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;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。
而这群人如果不认为道德人性和社会性与社会形态有关,坚持原本的那种赎罪心态,肯定会朝着另一条康庄大道狂奔,很可能就是:贵族情怀、美学、哲学、上层文化都是狗屁,所有人都应该把自己拉到最底层的道德水平,谁也别有优越感。
陈健要的是启蒙,启蒙就需要有人走在前面去启蒙别人,学会方法论之后大家就都拉平了,自我思索自我解放,不去建立圣人道德为标准,只去传播自我解放的方法,因为道德随社会形态和时代而变化。
十年前的这群人如果自然成熟起来自发启蒙,方向可能就是谁也别走在谁的前面,照着最低点拉平,认为这才能真正的平等和共和。任何高人一等的存在都是有罪的、违背立国之初的共和传统的,他们也不会认识到道德和人性这东西是可变的。
两者看上去很像,但实际上完全不同,这也很容易让一些人混淆,而且会成为进步过程中最大的一种底层阻力,很容易被有心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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