朝鲜人惨遭杀害。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事后宣称，共有２３１名朝鲜人、３名中国人和５名日本人因趁火打劫而被处决，其中“本国公民多属误杀”。

　　但是，不仅那些犯罪事实纯属捏造，无论朝鲜籍、中国还籍是日本本国的被害人数，都被大大地缩水了。

　　那么，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？难道它仅仅出于裕仁的一个投机性手笔？大难来临之时，日本人为何如此冷漠？它的背后，包含了这个民族怎样的心灵密码？

　　一切可以追溯到１０３年５月２２日。

　　那一天，在小城日光的华岩瀑布旁，年仅１８岁的大学生藤村操削下一块桴树树皮，写出“岩头之感”后沉潭自尽。在后来轰传一时的这份遗书里，藤村操反复追问着人生的意义。他并且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“曰‘不可解’。”

　　他说，“我怀此恨而烦闷，终至决死”

　　不久，“烦闷”一词成为日本大学生最流行的词汇了。和“烦闷”同时出现的，则是“成功”。如果说，明治维新以来，日本以“脱亚入欧”、富国强兵为追求，几千万国民匍匐在这个目标之下，忍饥受饿、视死如归，从而缔造了“明治精神”的话，那么，从这里开始，这种精神不仅退居到了日本民族的心灵角落，在纷纭浩荡、不断嬗变的市井间，渐渐滋生的，恰恰是它的反面。…,

　　与父辈们不同，新一代青年追求的“成功”，和国家无关。

　　几乎是日俄战争刚刚落幕，千万青年就生长着新的日本意识：大国地位已经实现，“现在该追求与国家目标无关的个人目标了”。

　　为此，他们刻苦用功、考入大学，并渐渐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；随即，他们步入公司、成为中产阶级，开始了效仿欧美的生活方式。

　　然而，这个人群是如此孤立：成为“新市民”、领取可观薪水的青年，实在是太少太少了；出身农村、或者家境贫寒的那些青年，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依旧是从军！

　　换而言之，他们不仅在观念上与父辈、与“明治精神”对立，他们在身份上也与自己的同龄人、特别是青年军人们对立。在一代人的身上，日本就分裂成了两个部分：一个是西洋的、城市的、中产阶级的和代议政治的，另一个则是东方的、村社的、赤贫农夫和天皇制度的。

　　与青年军人们相比，他们优越、富有学识、饱受社会青睐。以他们为载体，现代政党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宪政运动。所谓“大正民主时期”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的产物。然而，这种代议制是如此可笑、如此浮光掠影，一如他们与日本社会的关系：从原敬内阁、高桥内阁到加藤内阁，日本的政党政治始终笼罩在古老传统的阴影下；几乎可以说，它不过是老人们特别是西园寺公望元老的恩赐。以几任首相为例，他们大多出身军人，只是在需要政党支持时，他们才加入了政友会或者宪政会。

　　所有这一切，都让青年们无比“烦闷”、始终烦闷。在他们的烦闷中，一个对抗的、分崩离析的日本出现了：尊王和攘夷、复古和维新、锁国与开国、保存国粹还是文明开化，乃至代议制还是军国化、战争还是和平旧的“明治精神”已经死去，新的大正信仰未诞生。这个分裂的、碎片化的观念世界，正是关东大地震的表情来源。

　　正如１２３年是日本政党政治的顶峰、也是它的尾声那样，１２３年，日本站立在时代的夹缝处。

　　而在这个时候，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王恒岳也决定要给日本再烧上一把“火”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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